我是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到北大红楼办公一段时间。那是１９８３年６月至１９８５年１０月。这是过去没有过的事；此后也绝不会再有。
北大红楼，全名为北京大学红楼，始建于１９１６年，是北京大学老校舍之一，位于北京东城区五四大街２９号。因为其建筑通体由红砖砌成，所以俗称“红楼”。
北大红楼，是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民主进步思想的重要场所。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等革命先驱者先后在此任教任职；１９１８年初，李大钊在此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１９１８年至１９２０年，毛泽东在北大红楼第二阅览室工作，每天负责登记新到报刊和前来阅读者的名字。
北大红楼，是“五四运动”重要策源地。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北京大学学生，从红楼出发，浩浩荡荡，到天安门举行了“五四运动”大游行。
“五四运动”后，李大钊、邓中夏等革命先驱者在红楼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前身之一。
我和我的同事能到这具有“红色序章、光辉伟业”的圣地来工作一段时间，哈哈！感到无限的幸福、自豪和荣光！
那么，我和我的同事们怎么会有幸到北大红楼办公一段时间呢？
１９８３年，文化部要搞“整党”。目的是为“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
为“打有准备之仗”，文化部党组决定，先抽调一部分同志，设立整党办公室，进行筹备工作。
我就是为“打有准备之仗”被抽调来的人员之一。１９８３年２月来的，被分配到整党办公室联络组工作。
当时，文化部办公楼暂时腾不出房间给我们用。我们被安排到文化部家属宿舍朝阳门内２０３大院“高知楼”西侧的一个平房里办公。
起初，只有徐文伯和我两个人。三个月后，联络组人员逐步到齐了，于１９８３年６月，我们从２０３大院搬到北大红楼１０８房间办公。文化部办公大楼就在北大红楼北侧原被称为“民主广场”的地方。因此，我们搬到北大红楼办公之后，与文化部前后院只有一墙之隔，工作就方便多了。
进驻北大红楼１０８房间的人，共十一个。除徐文伯、任敬恩和我是在职的以外，其他八位都是已经离退休的老干部。他们来自各方面，有丰富的经历和经验，做“整党联络组”成员，是再好不过的了。
比如刘沛，在延安时期就是鲁艺编审委员会出版科科长、作曲家、剧作家，参加过“延安整风”。他在延安创作演出的歌剧《拴不住的人》，我在十五六岁上初级师范时也曾演过。他从文化部群众文化司领导岗位上离休，是我们联络组副组长。
又如邵公文，１９３７年赴延安，也参加过“延安整风”，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他是知名的中国出版家，曾任中国国际书店总经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顾问、文化部外文局顾问，从副部级岗位上离休。
再如王友唐，他正反两方面经验都有。他抗日战争开始时参加革命，一直耿直公正，廉洁奉公。但在他任人民日报社副秘书长时，在“三反运动”中，却被当成了贪污若干元的“大老虎”。对此，他态度明朗，十分坦然，欢迎组织审查，并向组织保证，绝无一点儿贪污行为。结果证实，他耿介清白，一尘不染。社长邓拓向王友唐同志赔礼道歉。后来，他到文化部做纪检领导工作，刚直不阿，直到离休。
还如张亦桦，文化外交家，原对外文委亚洲司领导。她离休后，搞了“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５０周年纪事”征文活动，编辑出版了记录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５０年，长达７０万字的《金桥新篇》。孙家正部长说，“这是一部具有史料价值的文学著作”。
１０８房间，在北大红楼一层西侧，也就有２０平方米左右那么大。里边有四张办公桌、十一把椅子、两个绿色窄条长沙发。我们把四张办公桌靠南窗那么一对，东西两边各放四把椅子，桌北对南一面再放三把椅子，两个长沙发往东西墙根儿那么一摆。这就是我们整党联络组可爱的办公室了。
我们联络组的任务是“联络、检查、督促、协助”。实际上，主要是了解情况，向上汇报。
我们联络组的工作方式很简单。平时常在１０８房间坐班的，只有徐文伯（组长）和我（办《简报》）两个人，很清静。其他九位同志，还算滋润，不施行坐班制，都根据自己所联络单位的情况，灵活掌握，只是每周四例会必须得来。
我们的生活也很简单。只有我一人因为家远，在红楼院落东侧的国家文物局食堂吃午饭。其他同志都在家吃饭。交通工具，悠哉悠哉，徐文伯和任敬恩各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我骑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其余八位同志，包括年已７０岁的副部级干部邵公文、“三八式”干部刘沛、王友唐、张亦桦、宋琦（华君武夫人）、冯黎云、田淑珍等，都是乘坐公交车。数九寒天开“例会”时，你看吧！个个穿着件军大衣、戴着顶军帽子、风风火火地进门来。
我们在北大红楼１０８房间办公两年零四个月，经历了文化部第一期整党；文化部进行第三梯队建设；文化部第二期整党这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８３年１１月至１９８５年３月），文化部第一期整党，有１９个司局和４个直属单位。我们联络组十一位同志分工进行联络工作。由于我是从外联局来的，所以让我分管联络外联局的整党工作；又因为我家住永定门东街，距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比较近一些，所以还让我分管联络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的整党工作；同时，我还负责搞《联络组简报》。
我们联络组的例会时间是在每周四上午９点至１２点。因为每周五下午部党组和部整党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例会，要听取整党办公室各组和各司局以及直属单位整党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
我们周四上午开会，联络组成员各自汇报自己所联络单位的整党工作进行情况。然后，由我整理后写成《简报》，上报给部党组和部整党领导小组成员和部整党办公室各位领导。
我每次整理《简报》，都是例会后，吃完午饭，马上开始。我本来一直有午睡习惯。但是，这一天，为了赶任务，就不能午睡了。下午，疏理例会发言、起草稿子、送主管领导审批；晚上，用单面复写纸复写四次，就够份数了。一般情况下，到晚上十一二点左右，就完成了。周五一早，我把《简报》送出。这样，部领导、部整党领导小组成员们，周五一上班，就在办公桌上看到这份《简报》了。
第二阶段（第一期整党后期），文化部进行第三梯队建设。主要任务是，通过四轮投票和考察，在文化部全部范围内推荐部级领导干部和第三梯队人选；各司局也同时进行司局领导干部及第三梯队的民主推荐工作。
为搞好这项工作，部里抽调了近７０名干部，组成八个考察小组。
我被分配到第八考察小组，任副组长，办公地点仍然是在北大红楼１０８。我们组的任务是负责联络电影系统的民主选举推荐工作。
我具体联络的单位是文化部电影局和北京电影制片厂。当时，我与电影局局长石方禹和副局长包同之以及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党委书记胡其明打交道比较多。北京电影制片厂四轮投票中，李ＸＸ得票最多。在第一轮投票时，电影演员刘晓庆还曾有票。
“有同志认为这是走形式”；“有同志态度不够严肃，推荐不恰当人选”；“推荐中要注重文艺思想”等这些引起部领导重视的问题，就是我们电影系统干部考察组了解提出的。
在这次投票推荐部级领导干部中，国家出版局局长宋木文、文化部整党联络组组长徐文伯、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得票最多。他们三位，都先后走上文化部副部长领导岗位。
第三阶段（１９８５年３月至１０月），文化部第二期整党，有８１个直属单位。任务和第一期相同。过程还是“学习文件、对照检查、边整边改、党员登记”这四步。重点还是突出增强党性、加强纪律性、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教育。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和新情况的出现，也有些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我仍然在整党联络组工作。办公地点仍然是在北大红楼１０８。
这期整党联络组组长是刘沛同志，我任副组长。我特别对新问题感兴趣。每次列席部党组和部整党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我都尽量把我们组了解到的新问题，进行归纳，简明扼要地在会议上说出。诸如我们组提出的“对精神产品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应该抵制‘一切向钱看’的错误倾向”，“创作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等，都得到了与会同志们的认同。
在北大红楼１０８房间工作的两年零四个月，是我难忘的年月。
想一想北大红楼这个“红色”的地方，想一想文化部整党的历程，再想一想我在北大红楼１０８房间所做的事情，感觉这是多么地有价值有意义啊！
当初，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等在这里工作、建党、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也曾在这里图书馆工作；我们在这里做整党、干部队伍建设工作，这显然是一脉相承的呀！这么干，在动机里，有谁想到过是为“钱”呢？丝毫没有！脑子里想的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写的标题是“难忘”。而实际上，北大红楼以及这次整党给我的教育，是“永远不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