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兵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解放军成立的那一年。
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一个月后的9月9日，毛泽东同志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湘赣边界也策动了轰轰烈烈的秋收起义，掀开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大革命篇章。
9月29日，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针对当时出现的“思想混乱、组织纪律性差”的状况，召开前敌委员会，对部队进行了为期4天的整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同志就规定，开展文化活动是团、营、连等各级士兵委员会的任务之一。军队中有文艺才能的战士，开始用歌舞、戏剧等形式，向广大官兵进行文艺演出。这些演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丰富枯燥行军生活和舒缓战斗压力的同时，还潜移默化地达到了纪律教育和政治宣传的目的。而这些进行文艺演出的战士们，就是我军最早的文艺兵了。
1927年10月27日，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此后，红军屡次打破敌人的围剿，不断扩大根据地范围。
在井冈山期间，虽然根据地的条件十分艰苦，军队内部却一直坚持开展文艺活动。许多文艺团体在此产生并不断发展，如井冈山合唱团、井冈山国乐队和口琴队等，都坚持定期向广大官兵演出，并受到广泛的欢迎。
也是在这一时期，工农红军第四军组建了一支红军宣传队，对外宣传我党的政治理念和红军的优良作风，以反击敌人对我们的污蔑。同时，它还肩负着吸引根据地人民参加红军的“扩红”任务，所以也被称为扩红队。
然而这支扩红队一开始的工作，并不能尽如人意。因为当时对宣传工作重视不足，所以扩红队的成员很多是“闲杂人”，如抓来的俘虏、抽鸦片的、有逃跑嫌疑的等等，战斗部队甩下来的包袱都安排来做宣传，效果可想而知。因此不论军队内部还是根据地的群众，都对宣传队十分厌恶。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召开的时候。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作了题为《红军宣传工作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实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
报告同时指出当时宣传技术方面的缺点：“宣传队不健全”“革命歌谣简直没有”“含有士兵娱乐和接近工农群众两个意义的俱乐部，没有办起来”“口头宣传，又少又糟”等等。
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的方案：“化装宣传是一种最具体最有效的宣传方法，各支队各直属队的宣传队均设化装宣传股，组织并指挥对群众的化装宣传”“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会内建设俱乐部”“宣传队中设口头宣传股及文字宣传股，研究并指挥口头及文字的宣传技术。”［1］
自此以后，红军宣传队开始向文艺化发展，红色艺术家们创作的红色剧目和歌谣逐渐成为了红军不可或缺的宣传力量。比如普惠县赤花剧社的《二七案》《人不如狗》，湘鄂西苏区的《秋阳当红军》《破除迷信》等，吸引了大量的苏区群众，让不识字的人也能了解到红军的进步意义和“白军”（国民党军）的反动事实。
然而当时有人对旧戏曲旧歌谣等宣传形式有些微词，认为那是腐朽的、封建的、落后的，红军不应该采用。但毛泽东同志说：“这些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经过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现在回首看去，可以说红四军宣传队就是我军最早的在编的文艺队伍。古田会议后，红四军宣传队的工作蓬勃发展，吸引了大批苏区甚至“白区”的群众参加红军，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之中。其他晚于红四军宣传队成立的宣传队，如第五军宣传队、第七军宣传队等的工作也都逐渐走向正轨，土地革命时期的宣传工作如火如荼地在苏区开展起来。
1930年6月，红军第一军团也成立了宣传队，在1933年时改编为战士剧社。相对于之前的宣传队，红一军团宣传队的规模是比较大的。它是由红一军团的聂荣臻、李卓然、罗荣桓等领导同志组织的，是红军前期创作活跃、影响广泛的业余演剧团体。曾先后编演了《庐山之雪》《八一南昌起义》《亡国恨》《广州暴动》等优秀革命剧目。其中《八一南昌起义》是由军团政委聂荣臻主持、罗瑞卿导演、集体创作的。该剧运用多场次的形式，从敌我双方不同侧面，反映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风暴。演出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是1933年苏区“八一”文艺晚会上最突出的剧目。
然而这些在红军初期的文艺团队，大都属业余性质。从事文艺工作的战士，都分布在军直机关和各个战斗部队之中。有战事时，各司其职，参与战斗；无战事时，组织起来进行文艺活动。而且由于早期红军内部缺乏专业的作曲家，所以演出戏剧、歌谣大多是“填词”作品，即借用旧有曲调，填上新词，就成了我们的革命剧目。这种现状一直持续到1931年才有所改观。
1931年秋第二次反“围剿”后，闽西、赣南根据地连成一片，局势相对稳定起来，军队的文艺工作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一些从苏联回国和来自上海的艺术家们，如李伯钊、伍修权、危拱之、沙可夫、钱壮飞、胡底、石联星、彭舜华等，先后来到中央苏区。他们有比较高的创作能力，和苏区的文艺战士汇合，掀起了中央苏区红色戏剧运动高潮，大大促进了苏区文艺事业的发展。
当时红二军团教导队和闽西彭杨军事学校合并，成立了中央工农红军学校，李伯钊、危拱之、伍修权等人调入该校任教员或干部。为活跃红校的业余生活，政治部设立俱乐部，分为文化、体育、戏剧管理委员会三个组，经常开展文娱宣传活动。戏剧管理委员会由伍修权、李伯钊、赵品三、危拱之、蔡纫湘等组成。每到周末，俱乐部就组织晚会演出节目，如《父与子》《燃萁煮豆》《旧世界》等剧目，很受群众和战士欢迎。有些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如徐特立、何叔衡、蔡畅等经常客串演出，促使这些剧目产生了轰动的效应，影响很大。［2］
1932年春，在红校俱乐部的基础上，成立了八一剧团，这是红军建立的第一个专业性剧团。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央苏区戏剧活动从群众性、临时性的自发阶段，开始转入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戏剧创作和表演的新时期。此后各个军团都纷纷组织成立自己的剧团剧社。
1932年底，红三军团火线剧社成立。
1933年2月，红五军团猛进剧社成立。
1933年11月，红一方面军铁拳剧社成立。
……
在中央苏区外，有鄂豫皖苏区的红日剧团，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后更名抚宣队；有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川陕工农剧团，后来并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剧团。
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成立的两个训练班，对当时的文艺工作有很大的影响。一个是1933年1月，红一军团创办的文化娱乐训练班，其成员大部分被吸收进战士剧社。一个是1933年4月，瑞金蓝衫剧团开办的艺术训练班，后来改成高尔基戏剧学校，是我军第一所专门的艺术教育机构。这两个训练班在土地革命时期，为红军培养了大批具有艺术才能的学员。这些学员到军队中之后，打开了军队文艺工作的局面，使得苏区内开遍了文艺之花。［3］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未维持多久就受到了一次挫折。1934年10月，受教条主义的影响，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长征开始前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当时“左”倾的中央没有明确的行动目标和计划，军队忙于战斗，寻找去向，红军中的文艺宣传工作几乎全部停滞。红校停办了，训练班解散了，一片惨淡的景象。
一直到军队突破敌军第一道封锁线后，情况才稍有好转。然而真正的转机却是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遵义会议上，党中央纠正了“左”倾主义，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确定了正确路线、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红军中的文艺宣传工作才又活跃起来，并最终成为长征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长征中，中央组成中央工作团，主要负责长征途中的宣传鼓动工作，每个军团都设有宣传队，原来军团里的剧团剧社也都是以宣传队的名义开展工作。
长征中的宣传队，仍然不是纯粹的文艺组织。残酷的战争环境决定了他们必须担负多种工作。宣传员的日常工作，甚至比普通战士还要辛苦得多。他们早上要先部队之前出发，去张贴标语；下午要在后卫团做完收容工作之后，才能赶回本队宿营；白天要为部队烧开水，为伤员煮稀饭，以使晚上战士们看节目的同时，还不耽误吃喝；晚上除了表演节目，还要去当地或买或借为部队筹集粮食；到了深夜，战士们休息的时候，宣传队员还要编排节目，还要书写第二天需要张贴的标语，还要……所以在长征队伍里，有几句顺口溜是形容宣传员的辛苦的：“宣传员，宣传员，每天走在困难前，演讲喊叫吹弹唱，笔杆腿杆没得闲。”［4］
长征中的文艺宣传工作，是既对内又对外的。对红军内部，主要是鼓舞士气。13个月行军两万五千里，而且还要应付敌人的围追堵截，爬过人迹罕至的雪山，穿过六百里荒无人烟的草地……长征可以说是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行军的奇迹。其间，红军的宣传队是功不可没的。每到一处，军队都会设立宣传鼓动棚，专门用来做宣传动员。宣传员会在鼓动棚里用快板、唱歌的形式，鼓舞路过休息的战士们。“同志们，快步行，前进路上遇阻敌，今天行军八十里，毛主席亲自来率领。红军战士志气大，一切困难都不怕，为了北上打日本，千难万险踩脚下。”身心疲惫的战士听到或者看到他们的表演之后，就会大受鼓舞，重新鼓起气力，继续前行。
一些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回忆，在爬雪山时，又冻又饿，脚步虚浮，很多人都在精神恍惚的状态下失足滚落山下。此时，队伍中的宣传员开始唱起歌来。很多战士也开始跟着哼唱，虽然声音不大，却让人的头脑忽然清明起来，似乎浑身充满了力量。是歌声给了他们力量，爬过了雪山。［5］
而文艺宣传队对外的工作，主要是编排一些如话剧、相声、快板、花灯等简明的剧目，在长征途中给当地群众表演。这样既活跃了军民生活，又起到了宣传红军主张、教育鼓舞民众的作用。这些戏剧主要有《打倒王家烈》《红军来了》《干人的心》《夫妻争当红军》《打倒国民党》《反对卖国投降》《红军办事处》《打土豪，闹翻身》《打倒压迫》《当红军去》《一只破草鞋》等。其中《干人的心》最受贵州群众的欢迎。贵州人把穷人叫做干人，《干人的心》剧情是一家干人正在打粑粑，地主来了，干人把粑粑藏起来，地主没查到。红军来了，地主跑了，干人拿出粑粑来敬红军，红军十分感动，吃了干人粑粑，给干人一块银元，干人也十分感动，参加了红军。这样的剧目都十分通俗易懂，贴近当地生活，所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节目演出后，军民关系变得融洽起来，很多贵州的干人都纷纷加入到红军长征队伍之中。［6］
美国记者、传记作家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不是他们给世界提供什么有艺术价值的东西，他们的设备这么简陋，可是却能满足真正的社会需要……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同志在12月27日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文中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是对长征中红军文艺工作的最好总结和最高评价。
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并于1937年春进驻延安。不久后的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而我军的文艺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