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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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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蕾:怀着文艺梦的兵

2018-06-19    来源:我是文艺兵


徐蕾,女,1949年5月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200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在通化市京剧团任演员,1971年在广州军区政治部话剧团任演员,1979年转业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任演员,2001年在中国国家话剧院任演员。2006年退休,国家一级演员。

追梦参军

我祖籍山东诸城,出生在长白山下通化市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虽然家里没有搞文艺的,但我从小酷爱文艺,天性喜欢唱歌跳舞。记得上学时,我和几个有相同爱好的小女生,居然悄悄策划,联名给主演《白毛女》的著名演员田华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当演员。信寄出以后,万万没想到,她很快回信了。她告诉我们:“你们还小,要好好安心学习。”

父母原本反对我搞文艺,希望我按部就班,将来能考上大学。但是,在我小小的心灵深处,对文艺是那么痴迷。恰巧艺校招生,我和姐姐以及一群小伙伴前去报考,我居然榜上有名。

父母劝我放弃,但见我主意已定,二老也只好点头。

多年后,母亲提起这事,说到她背着行李送我离家的情景,依然神色黯然。

在艺校,我的年龄比较小,生活起居还得大姐姐们帮助。每天很早起来练功。老师非常严厉,唱、作、念、打,一招一式,必须一丝不苟。台上五分钟,台下十年功,真是一点不假。经过几年的磨炼,我在从艺的道路上,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不久,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特快列车》剧组到通化选演员,我被选去演列车员小赵,是个没几句词的群众,但这是我第一次触电。难能可贵的机会,使我对电影有了一些肤浅的了解。

在舞台与银幕两种形式中,我似乎更倾向在台上演戏,因为每场演出,都要与观众交流互动,能激发新的灵感,演员很享受重新创作的过程。后来,我到了吉林话剧团,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来了,却被泼了一盆冷水。那时,文艺口号是“工农兵占领舞台”,也就是说,男女主角要高大、粗犷、浓眉大眼。在有些人看来,我的形象只适合演才子佳人。

就在我对前途感到迷茫的时候,眼前又出现了曙光。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到北京招生,我顺利地考上了,并火速坐着火车,告别松花江,来到了珠江之畔,穿上笔挺的绿军装,当了一个文艺兵。

锤炼演技,磨炼性格

我在战士话剧团的10年中,收获颇多,我扮演过农民革命领袖、民兵队长、医院护士等等。在《南海长城》中,我还演过潜伏的女特务“大光灯”。大光灯,是渔民夜间放在海上的一种灯,目的是引诱鱼群上网。这是我第一次演反面人物,心里没底十分忐忑,排练过程中找不到感觉,很纠结,想打退堂鼓。导演看出了我的心思,一针见血打中要害,说:“你现在是大光灯,不是徐蕾,要排除杂念,你要自信,反差大的角色很磨人,是对演员的挑战。”导演的谆谆教诲,给了我巨大的动力。我是军人,在困难面前不能退缩,必须克服心理障碍。演员不是万能的,但要勇于尝试不同经历、性格的角色。

部队上演新剧目,演职人员都要深入生活,我们的服务对象是驻守在湖南、广东、广西的指战员,每场演出马虎不得。比如万山群岛的守军,参军几年未必能看上一次演出。演不好,对不起这些边疆守卫者。为此,我们每年花费大量时间下连队演出,参加军事训练、放哨、打靶。演渔民就必须到渔村体验生活,学打渔,学织网。

军区机关每年要组织野营拉练。不仅是出于实战考量,对我们这些文艺兵,也是一个铸造军人气质、作风的大课堂。我们每人背着背包、水壶、粮袋,头顶防空圈,在盛夏的烈日下行军,慢步、齐步、跑步、奔袭不断切换。到了驻地,挂上蚊帐,倒下刚睡着,突然响起起床号,就赶紧收蚊帐、打背包,集合开路。黑灯瞎火,大路不走走小路,走田埂,爬陡坡。

有人说,如果有机会,人一辈子最好能当当兵。我个人的体会,此话不是没道理。因为,作为武装团体,党和国家养兵千日,都是为实战作准备。现在有人以为,文艺兵不外唱歌跳舞,接受鲜花、掌声。其实,一个合格的兵,无论啥军种、兵种,都必须在风风雨雨中接受考验与磨炼。有位从战争年代过来的老文艺兵曾自豪地说:“自己的团队,排练再累没有叫累的,行军再苦没有叫苦的,上前线没一个怕死的。”

部队文工团和野战军一样,最重要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例如全军第一次汇演时,我参加的是话剧《春风送暖》,演一名护士长。当时,我怀孕已经七个月,肚子很明显了。机会难得,领导希望我能参加。感谢领导的信任,这是任务,没价钱好讲,我便积极投入排练。办法总比困难多,为了解决大肚子问题,领导想了个办法,让服装组给我做了一件胖袄,穿一号军装。

我在大型话剧《秋收霹雳》中,扮演秋收起义的一名杰出的指挥员。要在家喻户晓的革命大事件中,扮演巾帼英雄,担子实在太重啊。为了塑造好这个角色,我必须在很短时间内,阅读大量历史资料,采访当年参加起义的老前辈。

离开军旅

《秋收霹雳》在北京演出前,我的爱人已经从陆军军调到海军。为了孩子能在北京上学,解决两地分居,团首长通情达理,同意我回北京,但希望我军调到北京的部队文艺团体,如总政话剧团等。然而,赶上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招生,经朋友推荐,我通过考试,幸运被青年艺术剧院录取了。

坐上北上的火车,满怀喜悦与期待,充满对未来的遐想。到北京的第二天,我风尘仆仆到新单位报到,领导通知我晚上看《权与法》的演出,因为原来扮演女主角的演员突然去世,院领导决定由我顶替。这个角色是50多岁,而我还不满30岁。除了年龄差距,角色坎坷的经历、感情的大起大落,与我个人相差也很大。我刚到一个新的单位,人生地不熟,而且这个戏马上要到上海演出,日期已经定好了。没有时间给我排练,压力太大了。也许正是在部队养成“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习惯,我硬是把任务接了下来。从广州托运的行李还没到,我便随大队人马赴上海演出。时间紧任务重,我把在旅途上的时间全利用上了,抓紧时间背台词,老同志陪我对词、走调度。经过短暂紧张的排练,戏如期在上海同观众见面了,没让剧院领导和上海观众失望,心里的这块石头总算放下了。有时压力可以成为动力的。

可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同行的另一个戏《归帆》中,一个女演员因猝然失声不能演出。然而,门票早已售罄,演出势在必行。当时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为确保第二天正常演出,领导又打上我的主意了。常言道救场如救火,戏比天大,没有理由推脱,我又充当了一把救火队员。

在民族宫演《风雨故人来》的时候,我突然收到父亲病重的电报。这一轮,是由北京市公交系统包场,入场券已经发到他们职工的手里。院领导非常关心,答应我演完就回家探视。第二天下午,因为有亲戚想看戏,我提前到剧场取票。到售票窗口,我问明天的票来了没有,对方随口说:“明天可能演不了。”我诧异地问:“为什么?”他说:“听说女主角的爸爸死了,谁知道还能不能演……”

晴天霹雳!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进剧场的,站在观众席的最后一排,我再也按捺不住失声痛哭。我是父亲最疼爱的女儿,他的办公桌玻璃下面,全是我的照片、剧照。不孝的女儿,未能见老人家最后一面,是我终生的憾事。

在开场铃声中,我走上舞台。这是我演得最好的一场。

青艺是从延安走出来的剧院,继承了战争年代磨炼的传统。我从老艺术家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无论演戏还是做人,我都受益匪浅。


离开部队有年头了。10年的军旅生活,非常值得怀念。首长的教育与呵护,战友的指引与示范,为我的艺术创作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使我对历历往事充满无限的感恩。这些年,除话剧表演之外,还涉足了电影、电视剧的拍摄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国家建设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人民的生活水准得到空前提高。习近平同志亲自召开文艺座谈会,为新时期的文艺工作制定了宏伟的发展规划。作为一个党的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与时俱进,不忘初衷,从我做起。

延伸阅读文工团沿革

战士文工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又称战士文工团。其前身为我军最早的文艺团体——1928年在井冈山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红四军宣传队,1930年正式命名为战士剧社。后几经合编,1955年正式由中央军委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话剧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歌舞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杂技团。2004年12月,三个文艺团体合并成为战士文工团。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聂荣臻、罗荣桓、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观看过该团演出,罗荣桓、聂荣臻、罗瑞卿、钱壮飞、童小鹏等革命前辈还曾亲自参与该团编、导、演节目。

战士文工团在硝烟中诞生,在战火中锤炼,在红旗下成长,并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受住了考验。从1998年长江流域抗洪抢险的大堤上,到2008年因雨雪冰冻灾害而滞留旅客的火车站;从汶川地震救援的前线到中俄联合军演的阵地;从CCTV春晚到2008北京奥运会、2010广州亚运会、亚洲残疾人运动会、2011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开闭幕式现场,到处都留下了战士文工团演员的身影。据不完全统计,自1953年至今该团共演出9000余场,观众达2000多万人次。该团还先后访问过东南亚五国、日本、美国、东欧和西亚各国及港澳地区,所到之处,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和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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