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广炬，男，1941年1月出生于北京，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8月参加工作，1959年至1962年在北京沙河基地任放映员，1965年至1979年在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文工团任团员，1980年到勇进评剧团舞美队工作。1996年退休。
我1941年1月出生于北京，小学毕业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就没再上学了。到1958年，也就是我17岁的时候，进入六一八兵工厂当了一个铸造工。六一八是一个制造坦克的工厂，我所在的工序是铸造坦克的履带。就是这个工作的影响，我非常喜欢各种军工武器，小到匕首，大到航空母舰，没有不喜欢的。也就是在六一八厂，我遇到了参军的机会。
空军不上天
我和那个年代大多数小青年一样，从小就很崇拜英雄，小时候看连环画都是游击队、空军英雄，像什么张积慧、刘玉堤、王海等的事迹，那真是读了一遍又一遍，特别憧憬能够穿上军装的样子。至于说当飞行员，连想都不敢想。因为从小就知道当飞行员可不容易，要求特别高，身上有一块疤都不行，我自知自身条件达不到的。
那时候在兵工厂，虽然不是参军，但总觉得离部队还是比较近的，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所以干起活儿也比较卖力。那年正赶上中央号召大炼钢铁，而我们兵工厂的废钢铁多的是，所以我们也建高炉炼钢。建高炉的时候，我搬砖扔砖，手磨破了也不吭声，仍然坚持工作。由于我工作表现还好，厂里面就把我定为共青团员的培养对象。
1958年下半年的时候，空17师直接到六一八兵工厂招兵，要在我们厂上千人里招30多人，组成一个排。我们厂领导推荐的人中就有我。经过政审等程序之后，我不论家庭出身还是工作表现都很好，所以就顺利入伍了。当我得知能够当兵，而且还是空军的时候，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1959年1月10日，我穿着军装，怀着激动的心情，和几十个同事——以后就是战友了，我们一起坐着大卡车，走了两个小时，到了17师，实现了我从小到大的军营梦。
新兵连训练之后，我就被分到了宣传科管图书。这也是首长对我的照顾，说我学历低，趁着管图书的时机可以多学习学习，提高一下知识水平。
当时正赶上建国10周年阅兵，每天都要有大量的飞行训练。空军的阅兵队列要求比较严格，训练难度也比陆军大多了。很多技术动作要求都是按秒计算的，要求都特别严。我们17师在空军中经常是标兵，所以训练任务十分重。我们宣传科要在训练当中发挥宣传鼓动作用，给地勤后勤人员鼓劲儿。广播室的任务就重了，每天要按时播放号音，还有一辆宣传车，每天要流动播音。他们两个广播员忙不过来，就让我也参与广播室任务了。
在那一段时间里，我经常穿梭于机群之间，看着战斗机起起落落，心中也充满了豪迈之情。所以做广播的时候也是非常动情，有时候喊得嗓子都哑了，但一点也不觉得苦。
然而，我们部门属于后勤，很少有上飞机的机会。我只坐过一次飞机，是苏联的伊尔14型运输机，还是螺旋桨的。螺旋桨的飞机不像现在的喷气式飞机这么平稳，它吃气流。一股气流过来，就会猛地上升或者下降几米甚至几十米。一路走来，气流一股接着一股，那颠簸的感觉，说不出来的难受。这一下就把我对飞机的向往给坐没了，以后再也不想坐了。
放映组长进了文工团
1960年，有一批老兵退伍了，电影放映组又缺人了。怎么办呢？我开始身兼三职，又干起了放映。放映电影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是一个技术活儿。里面涉及到很多知识，如电工、机械、无线电等等，对当时的我来说，这就是高科技啊。我刚参加电影训练班的时候，别人都是初中高中毕业的，上课大都能听懂，而我跟听天书一样。没办法，只有多下功夫去学。别人下课去玩，我哪有心情玩儿啊，继续抱着书本死记硬背。实在不理解了，就去问教员。就这样，到结业考试的时候，我还考了前几名，成绩还算不错。
之后到1963年，我就从沙河机场的电影组调到了北空的电影队，8月我又当了放映组长，带了一个女子组。
1964年，当时有一个话剧《女飞行员》，讲的是新中国女飞行员的成长，特别火。当时在世界上女飞行员也很少，中国一下子培养了这么多，而且是从零开始。有的是学生，有的是农村来的，然后在部队成长，最后飞上蓝天，为祖国做贡献，为祖国争光。当时公演的时候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65年，北京军区空军文工团演出《女飞行员》这个话剧时，人手又不足了，我就又被借调到文工团了。我们当时就是这样，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从来不会计较个人的得失。
我在文工团就搞起了灯光，因为我原来学的电影放映里，也有灯光机械的原理，倒也没有完全隔行。本来是短期的借调，但是一待就待了接近15年，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了。
当时文工团的任务就是代表军区首长向广大指战员鼓舞慰问，每次都是我们代表军区首长来慰问大家，鼓舞战士们的斗志。不管是多偏僻多高的山、多么远的地都要下去，过程再艰苦也要带着部队领导的关怀鼓舞大家的斗志。有的战士一听说我们要来比过年还高兴，把最好吃的东西都准备给我们，特别高兴盼着我们去。
那会儿没有电视，就是盼着文工团来，然后让文工团员下去教战士们唱歌、跳舞、拉乐器，还给战士们洗衣服，那种关系特别的亲切，回想起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可贵。那会儿演出，有的炊事兵看不了，我们就专门去为炊事兵们演；有人站岗看不了，我们就专门派几个人为站岗的士兵演。我们最远的是代表中央慰问团去西藏慰问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部队，是总政秘书长、少将贾若愚带着我们去的。一年之中总有几个月，就这在奔波演出中度过的。
舞美队轶事
那时候要求思想革命化，越是主要演员他越去想办法锤炼自己，都抢着脏活累活干。我舞美队更是如此，装卸车、搬箱子等等，都是争着干。由于舞美队要提前布置舞台灯光等，所以有时候演员还在休息，我们就提前跟着道具车出发了。到了演出地点，就要布置演出场地。舞美也是一项艺术和技术结合的工作。怎么按着布光图来布光？怎么样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这是艺术，得懂。道具出了问题怎么办？音响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怎么控制？这是技术，也得懂。并且所有的道具都得自己带，自己布置，自己收，这还得需要体力。所以说舞美队这行不太好干。
而且那时候我们的装备落后，很多设备都是自己配的。我们团里的像配电系统配电盘什么的，大都是自己倒腾各种零件配的。配电盘上的连接线，需要用纯铜的，纯度至少要三个９的，也就是99．9％。但困难时期哪里有啊！我接手的配电盘就是用杂色铜、纯度不高的当连接线凑合着用。这就容易出问题。
1972年我们要去参加兰州片的第二届全军文艺汇演。参加这文艺汇演的北京军区和我们北空的首长到我们的小排练场来审查节目。结果我这个配电盘就出事了。配电盘绝缘板的绝缘性不好，铜线呢，导电性能又不好。两下碰到一块儿，形成局部短路，嗞嗞冒烟。没办法，就去掉一块线路。又冒烟，再去掉一块。这一晚上把我急得满身是汗。首长在下面看节目呢，咱也不能给首长说先停一下，我修修配电盘，这不给我们文工团抹黑嘛。好歹配电盘还算给力，坚持到审查完毕。可是把我紧张坏了，到第二天嘴上起了一圈泡，都是急的。
审查完了之后，紧接着就去兰州演出了，我也来不及找新的配件换修了，只能简单捣鼓捣鼓，硬着头皮上了。坐在火车上，我心里像揣了一只小兔子一样，扑腾扑腾跳了一路。幸好到兰州汇演的时候人家剧场有一整套设备，没用我们的，没有出问题。不过汇演之后，要去部队巡演，在兰州空军的礼堂演出时，又出事儿了。
整个演出过程，我就一直盯着配电盘，唯恐出什么事儿，好赶紧补救。不过还好，整个演出结束，都挺正常，我长出了一口气。谁知道就在这时候，配电盘突然短路，只听“当”的一声，浓烟四起，火光迸溅，跟放了炮仗一样。这时舞台上正在谢幕，大家都吓了一跳。不过观众们却兴奋异常，不知道我们的惊魂时刻啊。
经过此事之后，赶紧找材料，重新组装了配电盘。由此也可知当年的演出条件之艰苦。
慰问演出
说到艰苦，倒不是缺吃缺喝，最主要就是累。20世纪70年代初，正赶上普及样板戏，我们文工团也排了《智取威虎山》。按照剧情，这出戏得200人左右。可是我们团，连领导、行政、后勤都算上，满打满算也就70多人。怎么办呢？所有人全上，连团长也得参加演出。这场你上去是小分队，下一场你上去就是匪兵，再下一场你可能就是群众。有的同志最多的时候，一出戏下来演过13个角色。而我呢，参加多角色演出的同时，还要兼顾灯光。这一场戏下来，把我整得身心俱疲。那时候想生病都不行，你一生病，这人员缺口就堵不上了，戏就演不了了。所以即使生点小病，晕晕乎乎的，也要坚持演出。而且我从来也不吃药，喝点开水顶顶就过去了。饶是如此，我每次演出都十分用心，没有出过什么差错。
就这样，我们四处奔波演出。我去过最艰苦的地方，要数鄂尔多斯的独贵加汉了。这个地方生活环境较差。那里有个雷达站，在草原上。但草原比较贫瘠，还很缺水，当地有的牧民喝水都靠着部队来供应。为此，雷达站每天专门得有一辆车去100多里地以外拉水。虽然说条件艰苦，但越艰苦的地方对人感情越深，独贵加汉的人们因为提前几个月就知道我们要去那，那热情的迎接活动，感觉跟过节一样，让我们十分感动。
我们慰问演出的时候，也都是把自己最好的节目奉献出来，奉献给我们可爱的战士们。不但如此，我们慰问演出另外的一个目的，也是把首长的关怀送到连队里。所以，除了演出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兼职”，教战士们唱歌、认乐谱、唱快板等等。有时候我们还会趁着白天他们训练的时候，给他们洗衣服。我们男的去宿舍里收集该洗的衣物、床单等，并做好标记，女同志负责洗净晾干，然后我们再给他们送回去。就是通过这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把首长们的关怀送出去。每次战士们也都十分受感动，我们也觉得辛苦没有白费。
1976年7月底，我们原本计划去唐山的空六军慰问演出。临出发前，空六军的杜政委打电话说，空六军在承德有一个新成立的导弹团，要我们先去承德慰问演出，之后再去唐山。我们就临时改变计划，到承德给空六军的导弹团和当地驻军陆军24军。到了7月27日，全部演出完毕，24军还请我们吃了一顿饭，晚上就住在了他们的招待所。当天夜里三点，唐山发生大地震。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我们没有直接到唐山。后来听说空六军的招待所，整个四层楼，地震过后就变成了一层，里面150多人，只跑出了30多个。每想到此，心里都会一阵阵后怕。
到唐山的演出计划自然取消了，我们连忙赶回北京。路上不停地经受余震，到北京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又赶上一波余震，看到路边的电线杆子呼呼地晃着，很是吓人。我和我的爱人都连忙往家中飞奔。我们俩都出去演出，我们的孩子才6岁，托给别人照看，不知道地震中有没有出意外。跑到家中，看到安然无恙的孩子，妻子连忙抱着他，我们的眼泪都不由地流个不停。
之后我便又参与到了抗震救灾之中。我的工作主要是给战士们搭帐篷，并值班进行地震监测。那时候哪有什么监测设备，就是弄两个啤酒瓶子，嘴对嘴立在地上，我们就轮班盯着瓶子，一旦瓶子倒下，说明又有余震了，就赶忙出去通知大家到空旷的地方避震。依稀记得那时候因为防震工作做得好，还受过嘉奖。但当时处于又忙又乱而又有些悲痛的大环境中，一点受奖的欢欣也生不出来。
到20世纪80年代时，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扩大会议，他认为军队有一些问题，概括起来就是“肿、散、骄、奢、惰”，针对这些问题，对军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我们北空文工团就在1981年解散了。在此之前，我和爱人就陆续从文工团转业了。我转业的时候39岁，在军营总共待了21年。
这21年的军旅生涯，对我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从小就对军队充满了向往，这20多年的军旅圆了我的一个梦，而且是对我重新进行了一次铸造。从小处来讲，我一直认为自己还是一个兵，走得正，坐得直，行为做事也都一直按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从大一点来说，军队中的政治学习，让我的思想境界有了很大的提高。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军队让我拥有了灵魂，让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有人说，这是洗脑。我十分欣慰这种洗脑，把不好的、消极的东西洗去，把好的、积极的灌输进去，让我找到了人生的目标，不再庸庸碌碌地活着。可以说，我的一生也许没有很高的成就，但我觉得很有意义、很充实，也很满足。这都要感谢军队对我的培养，对我的“洗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