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主页 加入收藏

个人风采

选择字号:

文征平:走出国门的文艺兵

2018-05-07    来源:我是文艺兵


征平,女,1933年7月24日出生于山东济南,1950年2月参军,在华东警一旅政治部文工团任演员。1959年毕业分配到中央乐团,长期从事演职工作。1994年离休,国家一级演员。

军旅的锻炼

我出生在山东省济南市。1939年,山东沦陷,我父亲被日本人给抓走了,从此杳无音信,于是家境从此败落了。那时我才6岁。

1948年,山东省解放,当时的我还在学校里上学,看见好多人都参加革命队伍,我也不例外。1949年,我也参加了工作。起初,在职工学校当文书。1950年,济南警备政治部文工团招人,我就报了名。

其实我从小就对唱歌跳舞很感兴趣,在小学时,我曾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歌唱比赛,还获了奖。虽然年纪小,还不懂得音乐,对唱歌却特别着迷。但是后来长大了,觉得自身条件不是很符合跳舞的要求,最后选择了唱歌。虽然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但我凭着对唱歌的热爱,很顺利地加入了文工团,成了一名光荣的文艺兵。在部队演出的时候,我仍然没有系统地学习演唱技巧,就是自己瞎唱,凭着自己的满腔热情将歌声奉献给战士们,还挺受欢迎。在文工团,我们还有专门的腰鼓队。我也跟打过腰鼓,每次一演出与很多人一起打,场面十分壮观。

当时,我们虽然是文艺兵,但文艺兵同时也是个兵,是休时搞文艺活动、战时可以拉到前线的战士。我们同样要出操,同样要学射击,就算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必须要留有一个人持枪警戒。

1950年到1954年,四年的军旅生涯,锻炼了我的身心,磨炼了我的意志。那个时期,新中国刚刚成立,我们在部队的生活条件依然很差。但那样艰难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坚持每天训练。我觉得这种部队中的锻炼对年轻人非常有好处。有了部队长期的训练基础,以后不管是在生活里,还是社会中,遇到任何困难,都不会胆怯、害怕,都不会畏惧、退缩。因为当你的意志已经无比坚定时,就有了迎难而上、逆流争锋的精神,一切艰难险阻都不会是障碍。

音乐学院学习

后来,我又报考中央音乐学院进行深造。但是没有一点信心,因为当时中央音乐学院对学生的要求特别严格,别人也并不看好我。我自己也觉得自己水平很差,而与我一同报考的同学,个个都很出色。当时考试的分数单是在报纸上刊登的,所有考上的人名都在上面,我心里没底,都不敢去看,录取的消息还是别的同志看完之后,回来告诉我的。后来我才听说,是我的老师认为我嗓子比较好,才录取了我。

1954年我正式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学习。虽然考上了,但我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差,很多东西都不会,所以我比别人用功。别人出去玩,我则在家里练琴,以此弥补自己的不足。上学不久后,系里分配我跟喻宜萱教授学习。当时有的同学很不服气,说我这个程度,找个助教教就可以了。这些话我没放在心上,等这一学期终了的时候,我全是五分。我知道自己的短处,就努力地追赶,很用功,进步也比较大。

当时,班上优胜劣汰的竞争也很激烈。我们班在一年级的时候共有10名学生,最后到毕业的时候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很多人并不适合做独唱演员,学院安排他们到别的地方工作,但不会再在演唱方面费力培养。

我在学校学习期间,参加了中国青年代表团,曾与团中央书记章泽同志出访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印度、缅甸等国家。后来,到了中央乐团,又跟着胡启立团长走访了很多国家,有刚果布、几内亚、坦桑尼亚、毛里塔尼亚等国。当时这些非洲国家,很多还没有独立,是法国的殖民地,有些外事工作还要返回法国进行对接。所以我们去演出的时候,大本营就驻扎在法国,出去演出一阵子,就回到法国休整几天,然后再接着走访。这样的访问演出持续了三个多月。其间我的工作任务就是唱歌,偶尔演些小节目。由于走出了国门,代表着中国的形象,所以我非常认真地对待每场演出,最后出色完成了交给我的演出任务。

在国外,有很多奇特的风俗习惯。我第一次到埃及的时候,还是音乐学院的学生。当时,我学了一首埃及歌曲,叫《解放歌》,是阿拉伯文。当我把这首歌唱完了之后,当地人就开始跺脚,把我吓坏了,急忙问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才知道,跺脚是表示欢迎的意思,这才放了心。

在《解放歌》之后,我又唱了一首中国歌曲《玛依拉》,特别受欢迎。我演唱完毕,从台上走到舞台走廊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个人,看样子像是当地的贵族。他带着的那个小奴隶,头上还顶着一个盘子。小奴隶到我面前跪下,我看见盘子里是一条项链,亮晶晶的,似乎很名贵。那是钻石项链,他想送给我,可我不能要。我是带着国家的外交任务来演出的,又怎么能私自收受他国的财宝呢?于是,虽然他再三表示要赠送,我最后依然拒绝了。当时埃及解放不久,全国人民热情高涨,我唱的《解放歌》正符合他们的心情,所以反响十分强烈。

我跟胡启立团长第二次出国的时候,目的地是非洲的几个国家。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到哪个国家,就要唱哪个国家的歌曲。我们需要学习大量的非洲歌曲。但是由于这些国家都比较小,在地图上都没有显示太多有效信息,也不知道当地有什么歌曲。这样一来,我们的了解就十分有限,也就不能提前做准备工作,只能到那里现学现用了。

我们在非洲有时会住在很简陋的房子里,没有空调,非常闷热。躺在床上一起来,床单都是湿的。太阳直射下,地表温度达到60℃。我们穿着刚上市不久的塑料鞋,走在路上,鞋底都被烤得很软。

我们有一次去毛里塔尼亚,他们很好客,请我们吃羊肉,在地上铺一个毯子,旁边放个桌子大小的坛子,小羊羔就在上面烤。虽然热情,但如果不懂当地的风俗习惯,很可能引起矛盾。每个国家的风俗都不一样,特别是非洲的国家。他们有些习惯是要当地使馆提前告知我们的。有的地方不能用左手握手,这个原因有些古怪了,因为他们如厕不用草纸,厕所里也没有草纸,取而代之的是一把水壶,解手之后,直接用左手蘸水清洗。所以说,右手是干净的,而用左手跟人握手是不礼貌的。我们为了少出错误,就必须提前对出访的国家进行深入了解。

出国演出

1959年,我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以后,就分到中央乐团,担当独唱演员。原来中央乐团分合唱队、乐队、独唱独奏组,我是在独唱独奏组跟着演出,除了出国走访,就是全国到处演出。

1972年,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50岁生日时,我们团要去演出祝贺。李德伦团长派人找到我,要求我来演唱歌曲。我当时身体不适,发烧咳嗽,十分难受,有心让领导另择人选。但李团长强调说,西哈努克是学过艺术的,对演唱技巧和舞台布局的要求都很高。之前在哈尔滨,西哈努克曾让歌手演唱他写的歌曲《怀念中国》,因为有个返场的安排,当舞台监督把幕布拉到一半的时候,掌声戛然而止,没有获得应有的效果,西哈努克就很不高兴。这次,团长说什么也不能再重蹈覆辙,一定要求我来演唱。他叫大夫给我开了止咳药,可保证一个小时之内都不会咳嗽。

此时的我,突然想到在部队时首长和老兵们对我的教导:轻伤不下火线,坚决完成任务。况且和战争年代的军人比较,我这点小病算什么。于是我充满斗志地接受了团长交给我的任务,并暗下决心一定要圆满完成。

需要演唱的歌曲是柬埔寨文,我根本看不懂,只能把每一个字符死死记住,一遍遍地听录音,一遍遍地唱。而且只有两天的时间,这绝非易事。组织把任务交给我,就算再有困难,也要想办法克服。我之前参加演出,从来都不会紧张,可那次特别紧张,因为台下坐的全是国家领导和各国大使。这是一次政治任务,我不能容许自己有一点错误。我小心翼翼地唱完歌曲,看见周总理率先站起来鼓掌,其他领导也跟着鼓起掌来,我一下就放松了,同时汗也流了出来,心想总算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我们走访演出大都如此,在飞机上记谱,下来就得唱将要访问的国家的歌。周总理有明确指示,到哪个国家就唱哪个国家的歌。我也不通非洲的语言,都是用拼音记。令人欣慰的是,每次演唱后,反响都很好,很受欢迎。这无疑拉近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很好地完成了出访任务。

这在现在看来很不可思议,但我却从来都满怀激情,从不挑肥拣瘦,推三阻四。虽然只做了四年的文艺兵,却影响了我一生。党让干啥就干啥,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从这个角度说,我一生都没有退伍。

回首往事,我常常很庆幸能有那几年的军旅生活,这对我整个人生都大有益处。不仅磨炼了我的意志,更让我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好习惯,体现之一就是守时。我每次外出,都一定会在约定的时间内准时到达,这是尊重自己,更是尊重别人。

唯一让我难以释怀的是,抗美援朝的时候,我很想去,也报了名,但却未能通过。没有为前线的战士演出过,这是一件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十分遗憾的事。

上一篇:
下一篇:

 离退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