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丽娟，女，1933年12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宾县，199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6月加入东北文工二团儿童队。1953年至1958年先后任职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附属儿童艺术团及中国儿童艺术剧院。1959年至1961年在北京崇文区文化馆任舞蹈教员，1962年调入东方歌舞团舞台美术队服装组工作。1989年离休。
参加二团
1947年，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前方的仗越打越激烈，后方支前越来越紧张。当时的东北文工二团为配合土改，扩充兵员，支援前线，来到了我的家乡——宾县。
二团到宾县，在体验生活的同时，还要扩大本团队伍。二团的招生消息像春风一样吹遍各校园，也传到了我所在的东关女子小学。这消息对我这个苦孩子来说，就像严寒中吹来的一股暖流，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革命。
在二团，三四个人被编为一组，大家一起学习政治。我和周婷、怜君一组，负责我们几个的大同志名叫田力。他说：“我参加二团较晚，有些小同志已经参加半年、甚至一年多了。”田力每天都来给我们读报，然后讲革命形势。
东北长期处在伪“满洲国”的统治下，奴化教育大行其道，旗子是日本旗，要不然就是红黄白黑的五色旗，我们学唱日本歌，学说日语，印象里自己一直是“满洲人”，完全没有“我是一名中国人”的概念。那时，学习政治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明白自己受的是奴化教育，是被愚弄的人，首先要告诉我们在伪“满洲国”之上有一个大大的中国，我们都是中国人。
此外，提到最多的莫过于国民党，在日本侵华时期不能宣传国民党，解放后宾县也没有国民党的军队进入，因而我们完全没有听说过任何相关信息。那时候报纸上有大量关于国民党烧杀掠夺、抓丁充军的报道，听过后我们就觉得国民党实在是太坏了。当然，有关革命形势、延安故事说得也比较多。
二团的政治课启迪了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每次读报我们都听得兴致勃勃、津津有味，全然不觉时光悄然流逝。我们既尊敬又羡慕那些和田力一样的大同志，私下都说“我们长大了得像他们一样”。
煮衣服也有功劳
有一天，我闲着无聊，就一个人去二团的排练厅，这儿瞧瞧，那儿看看。正巧碰到在二团做舞美设计的周正同志，他把我叫到后院帮他煮衣服。
后院原先是枪毙犯人的场所，后面就挨着监狱。我定睛一看，那里的草有一人多高，整个院墙没有窗户，只有门，墙上隐隐约约地有些血点子，特别瘆人。院中的一口大锅上方冒着腾腾热气，里面的水烧得“咕嘟咕嘟”作响，显然已经煮上了。四周的空气中弥散着一股刺鼻的味道，我开口问：“这是什么呀，一股腥臭味儿。”
周正简单给我讲了些道理，告诉我衣服上有虱子，必须用水煮。我怀疑极了，那么脏、那么多虱子怎么穿啊？他让我帮他添火，自己拿着一根大棍子挑，翻来覆去不停地翻个儿。过了会儿他对我说：“我有点儿事出去一下，你帮我挑。”
我个子小，压根够不到锅，也担心被烫着，既然不能像他那样给衣服翻个儿，那就捶吧，就这样煮了一整天。周正回来以后又用冷水反复冲洗，我负责把衣服晾到树上。半干的时候还要往上面喷洒酒精，一瓶瓶的酒精很快见了底，然而衣服快干了，还有虱子在乱蹦。这可是新鲜事，我吓坏了，身上、头上哪儿哪儿都是虱子，本来我就没衣服换洗，这下麻烦大了。
“这怎么办啊？虱子没有煮死。”我甚至还能看到衣服上残留着不少虱子卵。
他找来棍子，让我把虱子卵之类的东西都刮掉，弄好后我抱着一大摞衣服回去。衣服虽然消过毒，但还是很脏很破，不能直接上身，几个女同志要给这些脏衣服里面绷一层白色的衬里。众人都在屋子里忙碌着，而我则负责将绷得不好的地方或是衣服本身的窟窿用肉色的颜料涂抹上，这样看着就更像真的了。这些衣服破破烂烂的，我真是怀疑，这个也叫服装啊？她们见我不解，便解释艺术就是要真实，这就是革命工作。
后来我才了解到，原来东北文工二团的老干部进驻东北前刚听到了毛主席在延安关于文艺工作的讲话，到东北排练《反“翻把”斗争》时他们决定坚决贯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要深入群众，要表现出苦难的东北人民的生活，一定要真，一定要像。过去农民在日本侵略者和地主的剥削下饥寒交迫，与乞丐无异。要反映东北人民苦难现实，只有用这些真实的衣服才能反映出当时的真正面貌。这些衣服一部分是从枪毙的犯人身上扒下来的，一部分是从马路边的垃圾堆里拾来的，还有些是用军衣和好衣服与乞丐交换来的。
《反“翻把”斗争》是作家李之华的作品，由导演艺术家吴雪执导，演出轰动全东北，并得到了东北局的嘉奖。在庆祝会上，周正把我叫到了李之华面前对他说：“这个戏咱们得了奖，服装给全戏增强了浓重的东北地域特色，这个小鬼是有功的，是她帮着我煮的衣服。”演出时观众纷纷称好，服装太逼真了，演员的表演很精彩，把东北苦农民的真实模样活生生地搬到了舞台上。
李之华打量了我一番，笑眯眯地称赞道：“那你做了一件好事儿，给你记一功，我们的成绩有你一份儿。”
我听了很高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革命工作。
东北局给全团记一等功一次，我们每个人都获得了带蓝条的肥皂作为奖品，大方块形状的，特别好。过去老百姓在河里洗衣服就是用水洗，哪有肥皂啊！我珍惜得不得了，用了好几年。
文工团的剿匪斗争
国共内战初期，国民党攻势猛烈。在国民党的大举进攻下，哈尔滨可能保不住了。随着形势的变化，东北文工二团人员乘坐火车撤退至佳木斯。佳木斯属于当时的合江省管辖，距“南满”前线比较远，是我军控制的大后方。但该地区土改斗争尚未全面展开，群众仍没发动起来，几个边远县村还盘踞着几股土匪，经常窜出骚扰民众，日本关东军制造的鼠疫也正在几个村子里蔓延。这说明我们的政权在这里不稳固，社会秩序不稳定。据此，东北局决定在这一地区大力开展土改剿匪和防疫工作，借以建立稳固的东北根据地。
佳木斯挨着苏联边境，火车行驶缓慢，沿途的风景一点一点地退出视野，宛若一场无声的电影。我第一次坐火车，别人在车上睡觉，我不睡，总趴着窗户向外东张西望，一切都太稀奇了。
这时候我们都是坐着的，晚上把行李铺平，几个人横着睡。我比较瘦小，大同志们把我托举到行李架上面，在那睡觉。胆子小的我，担心半夜不小心摔下来，就一动不动地趴在行李架上，火车咣当咣当地行进，抵挡不住浓浓的睡意，终于进入梦乡。不知什么时候，隐隐约约听见下面的人说：“怎么下雨了？”
“有这事？”大家一看是我流哈喇子，赶紧把我拍醒，让我翻翻身。每次听他们谈起，想起哈喇子还顺着嘴角淌下来，直直地落在下面睡觉的人脸上，我都会觉得特别不好意思，但还是会忍不住笑出声。
一路上，二团的罗正同志给我讲了很多新鲜的事情，我得以知晓佳木斯是一座靠近苏联边境的城市。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的祖国。电影中身着统一服装的少先队员就生活在这个国度，非常幸福。罗正还若有所思地说：“咱们把国民党打败了，全国解放后，也能那样。”
两三天以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打前站的同志们已经修好了房子，在离火车站很近的一个叫白楼的地方，门口还有三层的岗楼。二团在哈尔滨不光招收了孩子，也招收了一些大人，队伍壮大了。于是1946年前后加入二团的被编为一队，1947年加入的则被编为二队，都是大一点的中学生。我们儿童队易名为“三队”，住在三楼。三楼有一个大礼堂，礼堂是供大家开会和娱乐的地方。
在佳木斯那阵子，我体验了一段非比寻常的剿匪经历。剿匪地点在西安，此西安非现陕西省会，而是位于吉林省辽源市。这里承载了我重要的成长经历。
二团划分为一、二、三队后，我跟着一队去剿匪。驼腰子、金钩子、林海雪原，还有靠山屯，一路上我们都经历过。大队提前去了，预先了解剿匪的情况，写成了许多小秧歌剧，一台晚会得两个小时，大同志紧急排练，保证演出顺利。
剿匪的目标是谁，我现在记不住了，但剿匪是因为前方的胜利一个接着一个。可是像李华堂这样的土匪头子还占据着农村，农民不敢斗地主，不敢翻身。要动员群众的积极性，首先必须捣毁土匪窝。驼腰子这些地方是土匪最密集的地方，30％的农民都被土匪俘虏到山上去了。善良的农民进了匪窝被洗了脑，想要让他们回来，要靠我们做工作，发动家属和群众的力量劝解他们回心转意。在这一过程中，文艺宣传发挥的力量不容小觑。
至于为什么让小孩子身陷险境，则是因为我们准备好了两个节目为协助宣传造势，结果到了西安后形势极其严峻，我们没有演成。整个部队保护我们一行人，到了村里被安排在了老百姓家。我们这个小队住到靠山的一间没人住的屋子里，外面摆放了一口大棺材，我们以为里面躺着死人，都战战兢兢的。窗户上没有一张纸，炕上乱七八糟地散放着一堆草。
我们演出任务取消了，但晚上大队演出我们要跟着，帮忙维持秩序，结束后便排队回住地睡觉。门口解放军三步一岗、两步一哨，我们不能自由行动，更不能单独出去。每晚的口令都在变，比如解放军说“胜”，这边就得答“利”，答不出来，解放军拉起枪栓毫不犹豫地就会开枪，纪律十分严明。有一天演出回来，我们团一个小女孩说有东西落在后台了，没有报告任何人偷偷跑了出去。站岗的人说：“口令。”她答不出来，“哇”一下哭了，所幸旁边的战士认识她，一边“别哭，别哭”地安慰她，一边对另一位解放军说：“别为难她，这是文工团的小鬼。”她才幸免于难，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小分队的一个9岁小战友很幸运，她被大队选中，有了演出节目。整个歌剧只有三名演员，两位大同志饰演父亲和母亲，其中父亲是土匪，她饰演孩子。剧中母亲叹着气，对孩子说：“你爹爹当土匪把咱们家害了，现在解放军来了，这怎么办啊？”孩子想想，就说道：“爹爹回来，咱们就不让他走了。”母亲拍着孩子睡着了，半夜孩子的父亲偷着回来，从后门的窗户跳进家中。孩子的母亲一听有响动，马上起来了，小声劝说丈夫：“你回来吧，咱们家能分到地，解放军来了，咱们能过上好日子了，你不能当土匪呀，看在孩子的面上。”这些台词都得唱出来，是个小歌剧，很考验演员的唱功和表演功力。
父母说话的声音吵醒了孩子，见父亲回来，她跪下了，这里有一段唱词，第一段就是“爹爹，你不要走啊。”那时候我们晚上在山谷里演出，当年也没有麦克风，但她一开口亮嗓子，脆亮的声音顿时响彻山谷，震动了我们全队。她的嗓音高且透亮，唱得非常有感情，表演也十分逼真，一时间台下鸦雀无声，老百姓默默地听着，无声地眼泪横流。看着那么点的一个孩子跪求父亲的场面，遇到相同境遇的农民们怎能不动情？
这位小战友叫张慧君，平日里十分可爱，而此次在台上演得更是堪称出彩，给全队争了光。儿童队因此受到了表扬，得到了各方的肯定。后来听说演出效果意想不到之好，第二天有很多土匪自动偷偷下山，向共产党报告。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们的剿匪工作干得非常的漂亮，不用一枪一炮，没有硝烟，依然打了场漂亮仗。
辗转的青春
1948年春，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战局的发展对解放全东北非常有利。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东北局宣传部要求东北文工二团将工作重点由后方为农民服务转移到为前方战士服务上来。于是二团以最快速度上前线下部队。我们儿童队跟随一队下到人称“铁孩子”部队的第三纵队和第六纵队。一队每到一个地方，就深入连队了解战斗英雄事迹，现场编写，及时演出，效果非常好。我们演出的“练兵舞”有骑兵、炮兵、步兵，舞蹈场面很好看。
演出时，战士看到身穿绿军装、背刀挎枪、军帽上的红五星闪闪发光的可爱的小战士，看到我们这些随着雄壮的乐曲翩翩起舞的像花蕊般的孩子们，他们惊呆了，看傻了，内心产生强烈的共鸣，就像看到在家乡的弟弟妹妹和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切、喜悦和激动。他们不仅在精神上获得满足，在感情上也得到很大安慰。演出后战士们紧紧地拉住我们的手，轻轻抚摸我们的头，亲切地说：“你们辛苦了，演得太好了，谢谢你们！”过后罗队长说：”这样的演出效果是成人演出队达不到的，它属儿童演出队所特有。”
演出频繁而劳累。由于部队驻地分散，每到一个新演出点，都要走很远的路。领导考虑到我们年龄小，派一辆支前马车运行李，身体弱的同志还能轮流坐车憩脚，其他人徒步行军。在行军路上有时还会碰上国民党的飞机俯冲扫射扔炸弹，有时还能听到土匪的枪声。可以说，在下部队期间，我们几乎是在疲劳而又危险的行军途中度过的。
每到一个连队，都要参加战士的诉苦会，庆功会、听部队首长给那些刚刚解放过来的战士上政治课。一有空闲，男孩子缠着战士看缴获的美式武器；女孩子拦着战斗英雄讲战斗故事。有时还到战地医院慰问伤员，为伤员唱歌跳舞，给伤员洗脚洗脸、喂水喝。当我们离开医院时，战士们自动排起队欢送我们，含着热泪和我们道别，那难舍难分的阶级情谊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我们毕竟是一群孩子，好玩的天性依然存在。记得在以朝鲜族战士为主题的李红光支队，一天中午，我带着几个小战友从田间小路绕到一条小河旁边玩，有的在唱歌，有的相互追逐打闹，大家来到大自然心情格外舒畅。忽然我看到小河水清澈透底，水缓缓地流着，“哇，还有鱼呢，大家快来看哪！”我把大家叫来后，我说：“咱们抓鱼吃吧”。有的问：“怎么抓？”我就用手捧捞上几条小鱼连水带鱼喝了下去。他们也照我的样子捞上鱼喝了下去。我说：“听大人们说，喝泥鳅水能治病，祛热败火！”然后我们互相洗头、玩水、洗衣服，晒干后就高高兴兴地回到了连队。到下午，有人说头痛，有人发烧，几个小伙伴都病了。临时队长沈贤同志一边请军医看病，一边查问原因。当问到我，我就如实地汇报了情况，沈贤同志狠狠地批评了我。至今一谈起这件事，仍然成为大家的笑料。
1948年春末，我军把长春围得水泄不通，长春成为孤城。不久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队起义。二团奉命为集结在九台等市的起义部队演出，演出的剧目有《白毛女》《血泪仇》，话剧、小歌剧等，儿童队亦随团前往。
二团在九台演出《白毛女》时，我们儿童队没有演出任务，我就在后台主动帮助包占元、殷实同志管理道具，把用过的道具及时收回放在原处，检查有无损坏，坏了的随时修理；帮助演喜儿的朱漪换衣服；给演杨白劳的吴雪披上卖豆腐布；给演黄世仁的邓止怡递牙签……演出过程中，有时我在侧幕偷看看戏的国民党起义官兵的表情，有的瞪着眼睛看，有的偷偷拭眼泪，有的嘴里吃着东西，有的闭着眼睛睡觉，有的骂骂咧咧说这是“赤色宣传”，往台上扔石头。但是，演出是成功的，多数起义战士受到了阶级教育。
我们跟随部队转战在沈阳、吉林、锦州一带，历时数月，先后到过陶赖昭、梅河口、九台、辽源等市县，演出几百场，为支援战争、解放全东北做了些有益的工作。
1949年初，东北全境解放，东北文工二团也因使命达成而解散了。我受命到达北京，进入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至此，结束了我短暂而又十分丰富的文艺兵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