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梦民，男，1934年6月出生于湖南省华容县。1947年5月参军，1949年4月至10月先后在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三分团文工团、四野51军文工团工作，1950年调入中南军区空政文工团，1954年至1956年在广州军区空政文工团工作，1957年转业到中央歌剧舞剧院工作，1978年至1994年在中国歌剧舞剧院工作。1994年离休，国家一级演奏员。
父亲起义
我的父亲韩梅村，原来是国民党少将，后来起义，参加了共产党。
1921年，父亲离开华容县老家，到岳阳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湖南陆军第1师。三年后，与同乡黄祖河（中共地下党员）到武汉，经董必武介绍参加了黄埔军校的学兵连，是黄埔的第三期学员。
1927年毕业后，他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一直打到江西，之后负伤休养。病愈后，被委任为南京中央军校的教官。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带兵抗日，是国民革命军第52军25师73旅145团团长。1938年，他参加了台儿庄战役，胜利后，擢为少将，升任旅长。
1938年至1941年，父亲一直与日军作战，参与了长沙会战、湘北会战，始终奋战在第一线。在此过程中，他已经明显感受到国民党军队将领的歪风邪气，贪污腐败现象十分严重。
我哥哥韩孟国的一位老师肖漪萍是中共地下党员，在1941年，他与我哥哥到家里来同我父亲会面，两人聊得甚是投机，父亲此后对共产党抱有很高的期望。
父亲读了很多像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些马列主义的书籍，有了加入共产党的想法，并一心要脱离国民党。1941年，父亲托病离开军队，在广西桂林闲住。1944年秋，日寇压境，桂林失守，我们跟着难民一起逃跑避难，一直跑到广西的大山里。几个月后，父亲的老长官杜聿明派人把他接到昆明。父亲身兼养家重责，不得不去。
父亲回到昆明，回到国民党军队，担任杜聿明直属部队的少将指挥官，之后，我们一家子都被接到昆明了。日本投降后，父亲带着我们随部队到了东北。1946年，杜聿明委派他到热河省阜新就任市长。他到任后，就将老家的共产党朋友召集过来，给了他们很多诸如秘书、科长等职位。其间，阜新周边的八路军，以及湖南地下省委也不断派人来和父亲接洽。
经过一年的准备，1947年4月30日晚上至5月1日早晨，父亲率部起义，改旗易帜，正式加入共产党。
兄弟同入鲁艺
父亲起义之后，我们一家搬到刚刚解放的赤峰居住。当时哥哥15岁，我13岁，下面还有四个弟弟和一个刚出生的妹妹，平日家里很是吵闹。有一次，冀察热辽军区秘书长杨清（笔名欧阳钦）到家里看望父亲，看到了这种情况，就建议把我和哥哥送到赤峰的建国学院上学。
赤峰学院的院长徐懋庸，是上海左联的作家，与鲁迅常在一起探讨交流。他到延安加入共产党，抗战胜利后进军东北，在热河办了建国学院。我跟哥哥两个就到学院读书。不料刚到8月，日本人在赤峰市投放的病毒发作，一时间鼠疫十分猖獗。于是我们学校的学员就都下乡了。在乡下的时候，我和哥哥还参加两期土改，对共产党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
参加土改之后，我和哥哥分配到鲁艺学院学习。赤峰的鲁艺也是延安鲁艺延续过来的。抗战胜利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兵分两路向东北进发，一部分成功抵达哈尔滨，成立了东北鲁艺；一部分却因战争局势变化，被留在热河，联合冀察热辽军区的胜利剧社，又成立了鲁迅艺术文学院。此后该鲁艺又并入新成立的冀察热辽联合大学，但相对来说仍旧是独立的。鲁艺原来也在赤峰市，后来可能也是要防止敌特的骚扰破坏，就搬到了宁城县的那拉碧流村。
我和哥哥都是鲁艺的二期学员，哥哥读的是戏剧音乐系，而我，由于在考试的时候画了一盏油灯，就被录取到了美术系。在美术系我是小弟弟，很受年龄大的同学的照顾。我记得有的大姐姐经常帮我捉头上的虱子，还帮我洗衣服等等。那时候，那拉碧流有一个天主教堂。吃饭时，大家就在教堂里围成一圈蹲在地上，中间放一个洋铁皮的菜盆，盆里盛一盆菜，大家说说笑笑地一起吃。我记得当时炊事员刘福，是一位老同志了，他做的白菜炒豆腐片十分香，我们每次吃都赞不绝口。在那拉碧流这一段日子里，条件很艰苦，物资极度匮乏，鲁艺的老师们却想方设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我们掌握更多的绘画技能。我们学习也很刻苦，几乎没什么娱乐时间，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我也是在这一阶段，初步掌握了绘画的基本常识。
冀察热辽联合大学有三个学院，内蒙古自治学院、行政学院和我们鲁迅艺术文学院。辽沈战役结束后，我们鲁艺和行政学院奉命离开农村，去往锦州，而自治学院仍留在赤峰办学。
调入南下工作团
1948年底，我们从宁城出发，行军整整一个星期才到达目的地。白天不敢走，怕国民党的飞机轰炸，所以只能夜里走。白天休息不好，晚上赶路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同志就犯困。有的拿绳子拴在腰上，让前面的同志拉着，有的紧跟着大同志后面走，唯恐掉队了。那些老同志见我们这样，就经常给我们讲有趣的故事，吸引我们注意力，就不犯困了。
到锦州后，我们被安排在锦州郊区的北大营，不久前这里还是国民党的军营。我们在锦州过的春节。元宵节的时候，按照习俗，我们开完会后，老师们出了好多灯谜给大家猜。我们院长安波出了一个叫“毛主席一夜南柯”的灯谜，谜底是我们两位学员的名字。大家便不约而同地看向我和哥哥，纷纷大声叫道：“梦（孟）国！梦（孟）民！”正是我和哥哥的名字的谐音。我感到安波院长化用得非常巧妙，此后便用“梦民”当作自己的名字。
1948年底，我们在锦州进行了第三期招生。当地的年轻人报名十分踊跃，鲁艺第三期学生招了有400多人，以中学生、大学生为主。然而由于局势的影响，第三期只办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到了1949年2月，鲁艺的一些老师和学员就被调入了“南下工作团”。
锦州解放后，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路凯歌，很快就兵临北平，紧接着北平也和平解放了。为了为继续南下做准备，第四野战军在北平组建了一个南下工作团。
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是为南下解放的各城市准备干部，全团有万人的规模，设立一分团、二分团、三分团。一分团和三分团在北平招生，二分团在天津招生。三个分团招生完毕，组织又把我们联大鲁艺这一波人也调到了四野南下工作团的三分团，组建了一个文工团。我们鲁艺都是搞文艺的，唱歌、跳舞、演戏，什么表演形式都有。这批人组建了一个拥有120多人的文工团。很荣幸的，我也是其中一员。
到第三分团文工团后，我们起初住在东四七条原来段祺瑞的一个公寓里。后来搬到旃檀寺，就是现在的国防部，北海的东门外。在旃檀寺开始拍戏演出，演《白毛女》《子弟兵》等话剧。团里要求我们要“一专”“三会”“八能”。
一专，就是专业。无论是唱歌的、跳舞的，还是拉琴的，专业要好；三会，就是除了这个专业以外还得会唱歌、跳舞，会装台、会舞台那一套，能打鼓、扭秧歌也行，最少要三会；八能，就是打杂，什么都得干。文工团员都要这样。
1949年，我才15岁，在北平除了唱歌跳舞之外，别的就不会了，只能演小戏。在《刘锁上学》中，我饰演地主的少爷，另一个更小的学生演的贫困小孩。在旃檀寺大院里，东西各有一排楼，中间是大操场，就在操场上搭台子演出，没有舞台灯光，就拿煤油桶钻个洞，把灯泡放进去，以此照明。到了1949年的七八月份，我们跟着解放军南下了。南下第一站是河南开封，在那儿停了一个多月，武汉解放后，我们又转到武汉。
到武汉以后，广西、广东陆续解放了，我们三分团有五个大队，一个大队有一两千名学员，这时全部分散了，分到各个地方做工作，参与地方政权的建设。
因为城市解放，学员很快分配光，文工团没事干了。所以1949年的9月，武汉中南军政委员会想把我们文工团收揽，与他们的文工团合并。这件事四野不同意，认为军队还需要文工团，就把我们整个团调到51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51军文工团。51军是国民党起义过来的部队，需要我们这些人去这个部队做政治宣传、教育工作，其军部在湖北汉川，军长叫张轸。
我们51军文工团，在汉川从1949年9月待到1950年6月份，半年多一点的时间。主要工作是去部队演出、宣传、教育。部队里很多战士是被抓来的壮丁，属于强制参军。我们给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效果很好。不过也有意外。其间，51军下属的一个团在团长的唆使下反叛了，正准备逃跑时，被另外两个团截住了，没有成功。就为这次事件，我们全力编戏，编说唱小段、大鼓书来教育部队。后来，抗美援朝战事打响，51军被派到朝鲜去了，我们文工团没有随军。
湖北汉川有很多小木楼。当时搞思想工作的政工干部老想整业务人员，每个星期六都开思想大会。因为我单纯喜欢做专业的事情，而他们要求又红又专，所以我老受批评。八月十五中秋节，团部领导们在小楼上面喝酒取乐，而那些从锦州招来的一大部分学生则去河边扛木头。他们发牢骚，其中华炳元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八月十五月中秋，几人欢乐几人愁，几人高楼饮美酒，几人河边扛木头。”于是大家就乐呵呵地开会批判他。
抗美援朝不过江
1949年10月1号，开国大典在北京举行。我们在汉川也举行游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军乐队走在前面，我们走在后面，十分威风。游行的时候，每个人都激动得不得了，一边喊口号，一边掉眼泪。
不久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了，就把我们文工团又调到空军，叫中南空政文工团。原班人马，全团调动，这是第三次调动了。
1953年，我们中南军区空军文工团前去慰问朝鲜志愿军空军。由于空军的特点，当时被称作是“抗美援朝不过江，保家卫国不带枪”。空军抗美援朝一概没过鸭绿江，机场都在鸭绿江北岸，飞机参加战斗就飞向战场，完毕之后还返航到国内的机场。我们的慰问演出也都是在鸭绿江北岸的机场群。
我们经常翻山越岭，从这个机场到另外一个机场。当时和我们一起联合慰问的，有沈阳军区文工团、兰州军区文工团、南京军区文工团和福州军区文工团，我们替换着，轮流到各机场演出。有一次沈空和我们一起前去慰问时在路上便出了问题。当时苏联的那种道奇卡车两边的车帮都是插上去的，很不牢固。卡车上坡上不去了，司机一脚油门下去，车子剧烈晃动，车帮就垮了。一位女同志掉了下去，车子刹不住，就被轧死了。这件事对我感触也很大，总以为文艺兵在后方演出，不会有生命的牺牲，但是这一次让我明白了，只要打仗，不论前方还是后方，都会有牺牲的。不过我们文工团也和前线的战斗员一样，做好了随时为国家和人民牺牲的准备。
我们3月5号去的丹东，那时刚好斯大林去世了，我们都很悲痛，整天带着黑袖章，到现在斯大林去世时的报纸我仍保留着。我们不了解其他的情况，到了机场以后，苏联一些小战士看到我们戴着黑袖章，就说不好。那时他们对斯大林是有看法的，他们觉得斯大林是暴君，戴袖章不好，我们不理解，只觉得斯大林是一位伟人。
我在三分团文工团的时候，师从徐鹤、高振林两位老师学拉小提琴。后到中南空政文工团，由于刻苦练琴，已成为乐队的首席。1954年我又到总政歌舞团管弦乐队学习，师从乐团首席陈健先生。1956年，在中央歌剧院任乐团指挥、小提琴演奏家黎国荃先生的建议下，我放弃了报考中央音乐学院深造的念头，一心跟黎先生学琴。由此，我结束了我的文艺兵生涯，在中央实验歌剧院黎先生指挥的乐团做了一名演奏员。
延伸阅读：文工团沿革
四野南下工作团文工团
1949年1月，随着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向南挺进，急需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开辟新解放区工作。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决定，批准第四野战军直接领导建立南下工作团，面向北平和天津招收大学生和部分高中生，进行强化训练。最终有近万名平津两地的学子，成为南下工作团的学员。他们被分为三个分团，每个分团都有一个文工团。这些文工团的人员，大都是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和华北工作的文艺工作者。组织派他们到南下工作团，便是让他们通过文艺的方式，让这些青年学子迅速融入革命部队。
四野南下工作团于1949年7月陆续随军南下，一边行军一边接受训练。至9月中旬，三个分团分别举行毕业典礼。其学员大部分被分配到华北、华中、华南地区的地方机关、院校及驻军中工作。而随团南下的文工团也结束其使命，被重新分配到其他军政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