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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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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犁:走向解放区,走出新人生

2018-03-27    来源:我是文艺兵



王犁,男,1929年5月出生于北京,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在河北阜平北京城工部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华北联大、张家口华北联大文工团工作。1950年进入中央戏剧学院歌舞团,1953年任中央歌剧舞剧院舞美工厂厂长,1962年在东方歌舞团任副团长,1986年3月任东方艺术大厦董事长。1990年离休,国家一级演出监督。

青年学子,投笔从戎

我于1929年出生于北京,少年时就读于北京四存中学,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市第八中学。当时学校就在中南海边上,以教授国学为主,学校没有女生,都是男生,所以外号叫“夫子庙”。

在四存中学时,我有一个同学叫俞靖华,年纪跟我一样大,当时他已经参加革命了,是一名北京地下党,但我们都不知道。一直到1944年,我上了高中,听别的同学说,俞靖华没考上高中,可能是到解放区投八路了。那个时候有个顺口溜:“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但谁也不敢确定。

1945年暑假,我在西单碰到了他,问他:“你不是投八路了吗?”他连忙说:“别说别说,这事说不得,有时间我找你去,咱们聊聊。”

后来我才了解到,他的确是参加了八路军。当时参加革命为了保密起见,一般都要改名字,他便改名叫做俞雷。现在他的名字还叫俞雷,后来做过公安部副部长呢。

俞雷是晋察冀边区城市工作部的,当时回北京城来工作,我们才在西单偶遇。他后来找到我,跟我谈抗日的道理,动员我参加革命,问我要不要到解放区去。当时,在日本统治之下,人民生活困苦,命运悲惨。我记得在西什库那边有一个是日本军营,门口有日本兵站岗,老百姓路过军营门口就得给站岗的日本兵鞠躬,不鞠躬就要挨打。所以,那时候的老百姓,尤其是青年学生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大家都在想,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都很愿意去抗日。

所以我听了之后,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并且按着他说的路子,从保定往西进山到了解放区,参加了革命。

除了我之外,俞雷还介绍我们同班另外几个同学参加了革命,有一个叫曹明远,有一个叫陶铁岩,这两个人后来都跟着他,解放战争时期在京郊打游击,都牺牲了。

只身赴约,参加革命

那时参加革命是要自费的,要去解放区,首先买火车票到保定。可是当时我只是个穷学生,我父亲在二龙路一个民办中学做数学教员,家里生活也很艰苦,平常我手里根本没有钱。况且参加革命事情重大,俞雷特地嘱咐我不要跟家里说。但是我得要钱,反复思索之后我把要到解放区的事,偷偷地跟同为青年学生的哥哥说了。他果然十分支持。他就把自己一些心爱的书、字典,到西单商场去卖了点钱,我才买到了去保定的火车票。

到保定之后,我按照俞雷说的,一出火车站,钻过了铁路桥,就看见保定西关了。西关门口有两个穿着黑衣服的伪军,他们抱着枪在那儿晒太阳。我记得俞雷说过,出保定城的时候有两个站岗的,让我别理他们,就大摇大摆地走我的,要是一理他们就完了。

果然我提着书包若无其事地走过去,毫无阻碍地出了西关。又往西走了十里路,到了一个叫水碾头村的地方,找到了卖麻纸的王文同志家。不过当时他出去卖麻纸去了,我便在他家等着。天快黑的时候他才回来,看到我穿着学生服,提个书包,书包上搭一个白手巾,左手拿一本杂志——这是俞雷给我们双方约定的接头暗号,便确认了我的身份。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在他家吃的晚饭,小米饭搁水里泡泡,再就点咸菜,觉得很是美味。

我在王文家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就有城工部的交通员领着我往阜平县走,一共走了五天。走到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县康尔沟,那就是城工部的所在地,在那里我正式参加了八路军。那时是19457月,我刚刚16岁。

抗战胜利,返回北京

到康尔沟以后,我被安排在一个老乡家里,跟我同住的还有两个人,他们也是城工部的,之前是天津的工人。城工部是有纪律的,横向不能联系,只能纵向联系。在北京,纵向联系俞雷,在康尔沟,就只能由城工部的人跟我联系,安排学习等事情。给我安排的学习内容主要是《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毛主席著作,以及延安《整风文献》。晚饭以后,可以出去散散步。村外有条小河,晚上河滩上都是人,大家在那儿聊天。不过即使是夏天,每个人都用手巾蒙着头,并用嘴叼着毛巾的两个角。乍看去,只露眼睛,不见面目。这就是城工部的人,互相不要认识,互相不能认识。

在那住了大概两个多星期,就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那天晚上突然听见有人敲锣打鼓地说日本投降了,大家都高兴极了,扭着秧歌,在村里游行庆祝,把蒙在头上的手巾也摘下来,使劲儿挥舞着,好像是革命成功了,这些纪律都不用遵守了。

城工部当即决定出发回北京。大家也都没什么行李,打个背包就出发了。从阜平一直走到北京西郊的温泉,整个队伍风雨兼程,足足走了一个星期。

我印象中最困难的是过唐河。当时唐河正在发洪水,我们请当地水性好的老乡带着我们过河。因为在河里水流很大,两个老乡拽着我们一个人,但我们不许拽他,万一要是有什么特殊情况,他就撒手,我们就顺流而下了。说起来很有意思,过河的时候不许穿衣服。当时男同志都脱光了,女同志留个裤衩,满河滩都是这样的景象。过河的时候,得一个一个过,老乡把背包顶在头上,然后拉着人过河。这段路走得很艰苦,很惊险,也很有趣。

当时我们发的鞋子是老乡给做的军鞋。鞋帮都是用针纳过的,很结实,但也很硬。路上淌水、下雨、过河,把脚都磨破了,化了脓,可是还得穿着鞋走。到了驻地,才能上点220药膏,就是把红汞、猪油和在一起。我们就这样一路走到了温泉。

到了温泉以后,城工部的人都开始化装,穿上大褂长衫或者西服,装扮成各行各业的人,潜入进北京。然而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我们的组织部长佘涤清,后来也是北京市委组织部的部长,却找我和其他五六个年轻人谈话,说我们年纪太小,先别进城了,去华大学习吧。于是把我们派到华北联合大学学习。

华北联大,重返课堂

华北联大在张家口,那会儿晋察冀中央局也在张家口。我们便从北京西郊温泉奔赴张家口。这一路北上,又走了好几百里地,也是早行夜宿。走到下花园,我们坐上了运煤的敞篷货车到了张家口。张家口东山坡有一处原来的日本兵营,作为华北联大的校址。我们就在那里开始学习大学课程。

我所在的班是华北联大在张家口的政治第一班,来学习的都是各个解放区培养的干部,有的还是从大同监狱解放出来的共产党同志。话剧院的张奇虹导演和我是同班同组,至今我们还经常见面。当时我们都是小青年,1946年我才17岁,张奇虹比我小一岁,平常我们爱唱歌、跳舞、扭秧歌,都是文艺积极分子。当时华北联大文工团刚从延安来到张家口,团里很缺人。所以毕业以后分配工作,我和张奇虹还有几个人就分到文工团了。

当时我们文工团什么工作都做,包括土改、参加地方的宣传。团里有一个作家叫贾克,后来做了山西的文化局长,他被派到山西梆子剧团去搞民主改革。当时,郭兰英老师是唱山西梆子的名角,也是积极分子,后来她也加入了我们文工团。

内战打响,光荣入党

1946年秋天,内战打起来了,张家口失守。我们就从张家口撤退行军,一直走到位于冀中大平原的河北省束鹿县(即今辛集市),才算是驻扎下来了。联大三部也就是文艺学院驻在大李家庄,而我们文工团则驻在小李家庄。

1947年,内战仍在继续,文工团号召参军。当时我们文工团有五个同志参了军。我也跃跃欲试,想着能参军打仗上前线,也没有害怕。当时我的班长是在《白毛女》里扮演大春的吴坚同志。他当时跟我讲共产党员才能参军,我不是党员,参不了军。那时候入党是秘密的,谁是党员不知道。于是我想,我得争取入党才行啊。在我不懈的努力争取下,194711月,支部开会吸纳我入党,并举行了宣誓仪式。当时我的入党介绍人一个是王昆同志,还有一个也是女同志,叫赵莹,后来在北影做导演。

当时我们文工团大都在农村演出,主要是演《白毛女》。我也当演员,演《白毛女》里头一个站岗放哨的虎子。演出之余,我就喜欢搞些舞台工作,这也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一些基础。

我们后来在华北联大三部戏剧系学习,当时我们一班有一个同学叫于夫,我们也是好朋友。当时我们两个都有自己的梦想,他说将来要当个导演,我说将来毕业以后就搞舞台。

我特别喜欢搞舞台工作。当时我十七八岁,由于长期行军对身体有很多的帮助,底子好,锻炼得很好,所以爬上爬下的工作我都是争着抢着干。有一次我爬上一根四五米高的竹竿去拴铁丝挂汽灯,被刚从苏联回国的著名导演孙维世同志看到了,她不住地夸我了不起。这一件小事,后来还被张奇虹写到了一篇纪念孙维世的文章里。

我们在冀中一共待了两年多,一直到1948年解放大同和太原时,我们文工团就到榆次,在那等着进太原。然而阎锡山十分厉害,他的部队作战也很顽强。他们守在太原,修了很多碉堡,什么梅花碉、子母碉,不一而足。而且碉堡很坚固,一般的炮弹无法摧毁。而碉堡里射击口也很奇特,方形的枪眼里面却是一个球形像眼珠子一样的枪口,射击的时候拨正枪口对外射击,不射击的时候横着一拨,就翻了白眼,外面的子弹打不进碉堡内部。这样的防御碉堡给我们进攻的部队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而我们的战士就一直坚守在战壕里。他们的脸上都沾满了战场的泥沙,却无暇也没有条件清洗。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他们还开玩笑说,划火柴不用火柴盒,在自己脸上一擦就能着火点烟了。这种乐观的革命精神让我很受感染。

就这样围了两个多月,太原没打下来。后来北京要解放了,我们又折回到北京。一边走,一边给沿途的部队和老百姓演出。

保护公物,立二等功

1948年春节期间,文工团到沧州慰问部队,演出《白毛女》。在返程的路上,我一直跟着文工团的两辆胶皮轮双套骡车行军。双套车是由一匹辕骡和一匹拉套骡子拉的大车,上面装载着文工团舞台道具打成的箱包,如幕布包、服装包、汽灯箱等等,还有各种装台的钢丝绳、粗麻绳等散装器材。满满的两大车,得有两三米高。当时物资缺乏,这些可都是文工团的宝贝。有时行军走累的女同志坐到车上去,一路上颠颠簸簸,晃晃悠悠,倒也惬意。

途经武强县城的时候,那里正是赶大集的日子,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一派繁荣的景象。突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飞来了两架国民党的P5单桨战斗机,俯冲的时候往大街上丢了两颗炸弹,并且不停地用机关枪扫射。当时我有点发蒙,看着明明从天上往地下扫射的子弹,却像是从地上往天上发射的曳光弹一样。就听旁边有人大声喊“卧倒”“隐蔽”,人们纷纷往街道两边躲避,我也赶紧卧倒。然而已经有许多人倒在了血泊之中,街上一片混乱。飞机飞过街市,过了一两分钟竟又返回俯冲扫射,大街上又是伤亡一片。

我们的两辆大车就停在街当中,目标很大,拉车的骡子也在敌人的反复轰炸中,被惊吓得蹬跳嘶鸣不已,十分危险。此时我发现饲养员郝学同志正好在我身边,便大叫道:“快把车赶出城去!”接着我们两人跳起来,扬起响鞭,架起骡车,直奔武强县城南门而去。很快我们逃出了南门,远离了街市,到了安全的地方。我和郝学同志都很高兴,他还坐在车辕上背靠幕布包,竟然唱起了家乡的小调。

事后在总结工作时,全团一致评议我在爱护公物方面表现突出,还给我记了一个二等功。


创建舞台美术工厂

回到北京后,我们和李伯钊同志领导的华北文工团合并组成了华北联大一团、二团、三团。二团是话剧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人艺的前身;三团成立得较晚,中央乐团的歌唱家胡松华就是华大三团的。

而我所在的华大一团几经变迁,后来成为中央戏剧学院的歌剧团。慢慢地又剧院化,就成为了中央实验歌剧院。实验歌剧院后来又分成了中央歌剧院和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直属的文艺团体几乎都是从这三个团体里分出来的。

再后来,我就逐渐远离了文工团,远离了部队,走上了我喜爱的舞台事业。1953年我在歌剧院主导创立了一个舞台美术工厂,也就是现在歌剧院的工厂——中国歌剧舞剧院美术工厂。有服装车间、铁工车间、木工车间(就是做布景的)、印染车间、翻沙车间、铸造车间。舞台美术工厂是全国第一,规模比较大,而且设备比较齐全,又比较专业。那个时候除了给本单位做布景和服装外,也做一些外活,每年能给剧院上缴四五万块钱,相当于现在的四五百万,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工厂的规模和技术水平都发展得比较好,当时全国好几个地方的兄弟团体来这学习。

然而每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这段军旅生活总是萦绕在我心头。我总是说,十分有幸参加了军旅,十分感谢文工团培养了我。因为参加了八路军,让我跳出了思想的局限,开阔了眼界;参加了文工团,开启了我以后搞舞台美术的生涯。这些都让我受益匪浅。

延伸阅读文工团沿革

华北联大文工团

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工作团,简称华北联大文工团,1937年7月成立于延安,其成员多为鲁迅艺术学院师生和陕北公学剧团团员。10月文工团随华北联大到达晋察冀边区的河北阜平县,驻在花沟口,此后便在敌后开展文艺宣传活动。1942年底,由于敌人进攻封锁,敌后工作变得异常艰难,根据中央精兵简政精神,学校缩编,文工团编制暂被撤销,成员陆续转移回延安。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鲁艺派出两个文艺工作团分赴华北和东北。华北文艺工作团于11月到达张家口,重新组建华北联大文工团,并在平绥东线参加土改,同时到大同前线做战勤工作,并进行慰问演出。1946年9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张家口局势危急,学校转移到冀中,文工团亦由大同前线撤向冀中,此后主要在冀中地区活动。1947年12月,石家庄解放后,进入石家庄进行宣传演出。1948年中央将华北联大与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文工团亦改为华北大学文艺工作团,简称华大文工团。后华大文工团改为华大文工团第一团,华大文艺学院工学团改为华大文工团第二团,不久后又新成立第三团。

1949年2月2日,华大文工团全团进入北平,参加具有历史意义的入城式,并为北京各界人士演出文艺节目。6月,以华大一团为骨干的从解放区各文艺团体挑选出来的文艺精英,组成出国文工团,参加在匈牙利举行的第二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9月归国后又参加开国大典。

1949年底,国务院批准以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法干校为基础,筹建中国人民大学。华大三部(文艺学院)改建为中央戏剧学院,华大文工一团改为中央戏剧学院歌剧团,不久后又改为中央实验歌剧院,后发展为中国歌剧舞剧院和中央歌剧院。

华北联大文工团汇集了一批著名的剧作家、音乐家、歌唱家和表演艺术家。在晋察冀边区,他们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方向,深入群众,联系实际,创作了一批反映当时现实斗争、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尤其是1942年将下乡采集整理后的“白毛仙姑”故事带回延安,贺敬之等将其改编为歌剧《白毛女》,为我国的新歌剧奠定了基础,在我国的戏剧史上是十分光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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