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中央电视台连续三晚播放了《抗美援朝万岁》专题讲座，引起我许多回忆。因为我曾在1953年3月参加过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并在朝鲜经历了近6个月的战地生活。
五十年代初，“抗美援朝”已经成为老百姓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话题。那时我还是东北鲁迅文艺学院戏剧部的学生，每天晚上，我们都帮学校做炒面支援前线。至于入朝抗敌，那仅仅是一种向往。未料想1953年3月，我刚调入东北人民艺术剧院，便被选为“第三届东北抗美援朝慰问团”团员。顿时，我们二十来个团员成为全院同志关注的对象。大家纷纷捐出各种日用品，以示支持。让我特别难忘的是，我分到一个羊毛睡袋。这个既轻又暖还便于携带的睡袋，陪伴我度过了在朝鲜前线最艰苦的近两百个昼夜。可惜，至今我仍不知道这位捐赠者是谁。
第三届东北赴朝慰问团主要是由沈阳京剧院组成，由当地著名女老生尹月樵领衔，还有沈阳戏校的一批优秀年轻演员，因而演出重头戏是京剧。我们剧院的小分队仅二十来个人，主要任务是担任开场的直接慰问节目，诸如小合唱、快板、单弦、小歌剧等等。由于人少节目多，我有时要参与四、五个节目的演出，好在当时年轻，虽然感到有点累，但却仍引以为荣。
出发的那天晚上，我们乘着从苏联进口的敞篷汽车，斗志昂扬地高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踏入了朝鲜战场。出人意外地是朝鲜公路上一片寂静，并没有枪炮声。正纳闷时，突然远处传来一声枪响，汽车立即闭灯开到道边大树下。司机告诉我们这是沿路卫兵发出的警报，美国飞机来空袭了，我们急忙下车隐蔽。一位同伴喊道：“快把眼镜摘下来！不要暴露反光！”司机却笑着说：“不用取了，飞机看不见的，不然汽车挡风玻璃窗怎么办？”我们这才放了心。此后，我们行程大多是在晚上，而空袭警报枪声也经常不断。我们一开始十分紧张，渐渐地也就习以为常了。
有一次，在我们前面杂技团的汽车被炸弹击中了，幸好团员们已经全跳下了车，只有一位耍坛子的演员耳朵被震聋了，但他当晚仍坚持演出。
我们演出的规模大小不一。小规模的只是给十来位苏联专家演出，而大规模的观众多达数千人。有一次，一大早赶到一个大山窝里演出，可是眼前除了一个无棚的大舞台，却看不见任何观众。原来舞台下面大片的绿地都是头戴树叶伪装的战士，从空中根本看不见一个人影。而四面山头却布满了高射炮，随时准备打击来犯的敌机。演出一开始还比较平静，但在最后演出京剧《将相和》时，山顶一声枪响，警告美国轰炸机来了，接着四周山顶高射炮齐发，扮演秦王演员的座椅被震得直跳。但所有演员都十分镇定地继续演出。敌机为躲避高射炮弹不敢低飞，所以所有炸弹都落在保护圈外了。慰问演出结束后，数千战士悄无声息地迅速离开。我们也为这次大规模的慰问演出圆满完成而松了一口气。
我们到达朝鲜时正是双方快开始和谈的前夕。轰炸非常频繁，美、苏飞机空战也经常发生。我们在一次行军中，就目睹了一次激烈空战的全过程，开战前飞机为了减轻负担，都先把备用油箱扔下来。朝鲜老百姓便争着去捡油箱。领路的战士告诉我们，如果被击中的飞机驾驶员跳伞落地，老百姓会见洋人就打。因此凡苏联驾驶员胸口都带有一幅印着美、俄、中、朝四种文字的说明“我是苏联人！”以免误伤。当时我们只见到一架飞机在远处被击落。却没有看见驾驶员跳伞的情景。
有一天晚上，在舞会中遇到前线部队文工团的一批年轻演员，大家欢聚一堂。他们当天夜里就要通过封锁线去最前线慰问，而我们则定在第二天晚上才出发。临别时，我们互相祝愿并期待再见。但是当我们第二夜到达目的地时才知道，他们昨晚在封锁线上不幸被敌人发现并已全部阵亡。我们闻讯都忍不住哭了起来，部队首长劝慰我们说：“这就是战场啊！牺牲是难免的。我们有些部队从出战到现在，每个连大概只剩下十来位老兵了。”我们听后忙擦干泪水，立刻投入了慰问演出中。
晚上，在各级指挥部会经常开交谊舞会，而当时少年京剧演员们全不会跳交谊舞。在行军休息时，我便充当了他们的交谊舞老师。我还接受了保护两个最小的京剧演员刘琪、郭常发的任务。只要敌机一出现，我就拉着他们跑到凹处躲避，并把他俩护在身下，从而结下了至老难忘的友谊。
正式慰问结束后，我们并没有立即回国，而是被送入一个极大的山洞里，并宣布我们已经接受新的任务，即创排新节目准备迎接敌我和谈胜利。我们和京剧团的同志开始了创新节目的排练，首先是排练大合唱，第一首歌曲就是《金日成将军之歌》。困难在于当时京剧演员演唱咬字都是带韵的，这对合唱发音是个很大的麻烦。大家经过一番努力才把发音唱一致了。歌剧和京剧演员又联合创演了小歌剧《我送哥哥上前线》等等。另外，为了能有较好的演出场地，留守部队还在大山洞里建造了一个全木板的大舞台。这个山洞很大，一层接一层，到最底层出来就是山脚了。宽敞倒是宽敞，唯一麻烦的是大小便必须出洞。如果闹肚子可就更麻烦了。
当和平谈判成功消息正式传来时，大家一起涌出了大山洞，欢呼雀跃高喊“我们胜利啦！”共同庆祝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事实是原本美国根本就没有把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放在眼里，没想到仅仅三年，中国抗美援朝志愿军便把自认为不可战胜的现代化美军（号称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一举赶回了三八线。这个庆祝胜利的大会，使我终身难忘。
回国后，我所在的东北人艺歌剧团很快被合并到北京中国歌剧舞剧院。原慰问团的京剧小演员们也大多调入了中国京剧院，诸如当年年龄最小的刘琪、刘亮兄妹，唱花脸的王平等等。我们在北京又见面了，而且至今联系不断。当年年龄最小的刘琪如今也年逾80了，她在中国京剧院已经获得“非物质遗产继承人”称号。而当年在演出队拉小提琴的小青年傅庚辰，先后为《雷锋》、《打击侵略者》、《地道战》、《闪闪的红星》等多部影片作曲，并在我们剧院创作了歌剧《星光啊，星光》。他入部队后已获少将军衔，并连任中国音协第五、第六届主席，以及第七届名誉主席。我想他们这些成就或许也与当年战场的历练有关吧。老友们每每联系，总是聊不尽的往事。
“往事不忘”便是“今日之师”啊！
